“孤伟自死，社会依然”
化逆境为动力
引磨难向奋斗
转悲怆至崇高
这就是我们努力想读懂冯庸的一生
从冯庸的内心独白中体味人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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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西区的东南部，有一片面积很大的住宅小区——滑翔小区。92年前，
这里曾是中国第一所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私立大学——冯庸大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为报复冯庸的抗日行为，将校区改成了滑翔机训练大队基地，将冯庸大学的飞机场改成了滑翔飞机训练场。滑翔地区的名字即由此而来。
( 该校的一对石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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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冯庸
其家斯也
清末民初，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期，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冯庸。冯庸原籍陕西，自称为秦人，他的祖上曾有着一段漫长而又辉煌的家族史。冯家的辉煌从唐代开始，文官武将辈出，自此之后，冯家人世代效忠朝廷。
但冯家的官运不济，随着朝代的更迭，慢慢的退出了权力的中心，只有忠孝之义得以传承，还有一条不成文的家规：男子必习武。到了冯庸这一代，在家排行老大，因为出生时，让30多岁的父亲冯麟阁极为开心。
关于冯庸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情况，几乎没有太多的记载，只知道，3岁开始上私塾，7岁开始接触儒学。冯庸面对他父亲，与天下所有父子一样，既尊敬又害怕。因为，冯麟阁对冯庸的要求相当苛责，每天对冯庸的生活也会多问上几句，冯庸的回答一旦不称其意，大烟袋锅子就免不了要挥舞上阵，冯庸的脑袋立刻会起个包。有个很简单的例子，冯庸跟兄弟姐妹去父母那里，每次都会刻意的躲开父母走在最后，并且要站在离门最近的地方。即便是这样，父亲对冯庸的教育也从未放松，经过两年时间的学习，冯庸的英语和日语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17岁时，冯庸的父亲因受“张勋复辟”事件的牵连，而被北京政府解职，这在冯庸的头脑中产生了阴影，他不服输的性格就是这一时期形成的。
（歼俄义勇军时期的冯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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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六子”是哥
“小五子”是弟
冯庸的成长离不开东北这块黑土地，离不开冯、张两家关系这个大背景。两家当时是东北最为显赫的两大家族，结交就是从张作霖和冯麟阁开始的。后者究竟如何从上司变成属下，前者如何已经成了“东北王”却依然要受这位老大哥的窝囊气，屡次被“挤兑”却依旧笑脸相迎，这些背后的故事，构成了两家两代人的传奇。
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两家的关系，就是“打不断，理还乱”。无论后人如何评判两大家族，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两大家族的友谊，在张学良和冯庸这一辈得到了延续。
冯庸11岁跟着父亲来到盛京（今沈阳），张学良和冯庸同年出生，冯庸只比张学良晚了4个月。按照东北地方习俗，兄弟排名中，数字越小排名越靠前。张学良和冯庸常以“五弟六哥”相称，令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原来，张学良为家中长子，行六，俗称“小六子”。冯庸称其为“六哥”。冯庸在冯氏大家族中大排行老五，所以乳名就起作“小五子”。两人幼时虽然性格差异很大，张学良好动、好玩，而冯庸不苟言笑，但两人志趣相近，思想相投，自幼义结金兰，同号“汉卿”，以示相互激励，只要见面时，一人说：“汉卿，好！”另一人马上回一句：“你好，汉卿！”青年时期矢志救国，晚年兄弟相称，把手到老。
张汉卿，幽禁的岁月占去了大半生时间，他看破红尘，与世无争；冯汉卿，命运多舛，抑郁不得志，先于结拜兄弟20年逝世，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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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受招抚
兄弟比肩
冯庸年轻时善于骑马、开车，喜好古代兵书，经常和张学良一起研文习武。
1919年，冯庸进入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学习，张学良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次年毕业后，两人都加入了奉军。在东北空军创办时期，冯庸为航空处上校参赞，编成了飞龙、飞虎、飞鹰三个飞行队，为东北空军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空闲之余，两人勤习飞行技术，掌握了娴熟的飞机驾驶本领。
（冯庸在飞机“北风”号旁）
1925年，冯庸就任东北航空处少将司令一职。任职期间，为东北空军培养了不少人才。抗战时期著名的空军英雄高志航，就是冯庸选派到法国留学所造就的出色人物。 而冯庸自己也是开飞机的好手，他经常单独飞行，或展翅高飞或低空盘旋，引得过路人驻足瞩目，据说，有一次驾飞机低空掠过日本军占领的营盘，惹得日军一阵恐慌，待日机出动时，先是巧妙地周旋，随后将其甩掉。后来日本得知这位驾术高超的飞行员，竟是大名鼎鼎的冯庸时，既佩服又气恼。
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在一次战斗中，装甲车部队全军覆没，冯庸只身逃出，按军法当处以死刑。张学良念兄弟情谊，极力从中斡旋，免其一死，只撤去职务。冯庸无兵可带，无仗可打，渐渐感到仕途无望，便于1926年奉其父之命，
决心脱离军政舞台，振兴实业。
（ 1929年，“冯庸大学歼俄义勇军”在冯庸大学礼堂前誓师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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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义之财用于有益之处
有人说过，人出生的时候，除了脾气会因为天性而有所不同，其他的东西基本都是后天形成的，是家庭影响和教育的结果。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
这可以说是冯庸精神的写照。他在重庆时，曾贫困潦倒，连拜会友人所穿的裤子都带补丁。他的母亲一直是东家饮、西家宿地靠冯庸的学生们来接济。在他有钱的时候，能将全部花费到教育上，因为他知道中国需要什么？他更知道东北需要什么？冯庸把一切问题的答案留给了他的理想。冯德麟去世后，他以长子身份主持家政。当时阎宝航正在奉天办平民学校。冯庸在他的劝说和影响下，经过认真考虑，决定创办冯庸大学。
1926年秋，冯庸开始着手清理家产。冯德麟作为奉系军阀早期将领，二十多年间，巧取豪夺了庞大的家产，可算得东北首富。冯庸说：“我父亲的财产很多来得不义，我要把不义之财用于有益之处。”为此，他不顾亲属反对，规定了几项散财办法：
一、凡属有据可查，过去被冯家霸占来的房地产，一律无条件归还原主；
二、凡是以低价巧取豪夺而来的财产，听凭原业主意见，要钱的，按实值补价，要产业的，以原价赎回；
三、冯家居住的北镇县，凡与当地中小学毗邻的房产，全部捐献给学校。
此举在当年曾经轰动一时，人们对冯庸交口称赞，有诗赞其 “翩翩浊世佳公子”。冯家最大的一片土地在通辽县，约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80%左右。清理家产后，冯庸在通辽设立了校产监理处，统筹管理冯家的企业矿产、商铺药厂等，将所有收入均作为办理大学的费用。1927年春，冯庸在奉天西郊汪家河子、也就是现在的铁西区滑翔小区一带，开始兴建冯庸大学。这块土地原属冯家，约30万平方米。4个多月后，荒凉的旷野上就出现了一片雄伟的新建筑，
冯庸大学200余间校舍宣告落成。
（ 冯庸大学校徽）
1927年8月8日，冯庸大学成立，冯庸自任校长。学校的主体建筑为忠楼、仁楼及礼堂。三座楼用廊道相接，内有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办公室等。另有食堂，教职员工宿舍及医院等多所附属建筑。实习工厂有电气实验厂、机械实验厂、材料强弱实验厂、发电厂等。
还有体育场、游泳池、滑冰场以及足、篮、排、网等各种球场，并有汽车、摩托车、马匹等。距主楼稍远的地方，还修建有小型飞机场，这在当时国内大学是绝无仅有的。在冯庸大学创办的过程中，张学良始终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支持，不仅在冯庸大学建校时捐赠了经费，还将自己在奉天大冶铁工厂和大冶工业专科学校的股份赠送给了冯庸大学。现存的那对石狮子，也是张学良专门选择了上好的汉白玉，请人雕刻后赠送给冯庸大学的。当时，两只表情愤怒的石狮子，立于冯庸大学校门口，均面向距冯大200米处的南满铁路，表达了冯张二人对日本人的愤恨之情。冯庸大学虽然建校时间比东北大学晚四年，但其发展十分迅速，很快就成了与东大并驾齐驱的名校。
（ 冯庸大学毕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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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开战斗机的大学校长
马用奔驰显示自己的优劣
人用行为表现自己的美丑
冯庸创办大学后极力倡导发展体育。师生每天早5点起床，无论寒暑，都洗冷水浴，然后集合跑步。每天下午在固定的时间，全校师生都要到操场锻炼身体冯庸本人的体育成绩非常优秀，其百米成绩是13秒，高栏成绩是18.5秒，曾在篮球比赛中一人独得40多分。作为校长，他经常以自己的行动，影响教职员工和学生。他每天早上起床后，先骑马围着操场跑几圈，然后驾驶自己的飞机，在奉天上空盘旋。稍事休息之后，又骑上他的摩托车，先从学生宿舍经过，再骑到教职员工的宿舍。总是故意把摩托车的油门轰得很响，见到有人没起床，就一直响个不停。
据曾经就读于冯庸大学的老人回忆，当时学校里有三架飞机，其中一架较大，专供冯庸自己苦练飞行技术的性能之用。有学生要求试坐的，需经冯先生批准，才可以同他一起升空，但是要每分钟纳费一角，以示限制。
1928年10月6日，由冯庸提议，冯张二人联手举办了规模空前的东三省第一届联合运动会。张学良任会长，冯庸任副会长，冯庸大学负责具体的筹备承办工作。在运动会上，张学良、冯庸相继致词，来自东三省54个学校的934名运动健儿同场竞技。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哈尔滨第二中学的成绩分列前三名，
在奉天名噪一时。
比赛结束后，12日上午举行了颁奖仪式，由张学良夫人于凤至亲自颁发奖品。下午，张学良在大帅府，欢宴运动员及裁判700余人，设座于帅府网球场上。当时，三省健儿冷餐野宴于露天秋日之下，别有风味。这次运动会，正如冯庸在闭幕式上所讲的：
“开辟了东三省体育之先河”
从此，在东北掀起了一个大搞体育运动的高潮，涌现出刘长春、孙桂云、于希渭等优秀体育人才。
此后，冯庸大学的体育水平突飞猛进，到了1930年甚至超过了东北大学。足球队和篮球队还经常到全国各地参加比赛，1931年，在华北球类比赛中获得中级篮球锦标赛冠军。在中国的综合性大学中，还首次将军事训练作为一门课程列入必修课。冯庸坚持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学生在校内或校外一律穿着统一制服，还要做到 “食不言，寝不语”，师生间的礼节也效仿军队。凡是冯庸大学的学生，人人都要接受军事训练，每周学习不少于6小时。当年的学生回忆说，冯庸对军事训练要求很严，即使冬天积雪没膝的时候，学生也要坐卧在雪地上反复苦练；酷暑季节，大雨淋淋，学生也要顶烈日、冒大雨到操场跑步，那情景看上去很像军营。所以，当时将冯庸大学称为“西大营”，与东北军的“北大营”、“东大营”相提并论。
（2008年7月，冯庸大学近百岁老人郭洁为北京奥运会第179号圣火传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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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耳，誓不为卖国贼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搅乱了冯庸大学师生平静的教学和生活。9月21日，日本关东军冲进冯庸大学，威逼师生们交出军训时使用的三百多支步枪，把教室、宿舍的箱柜洗劫一空，并将冯庸带走软禁于大和旅馆（今辽宁宾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游说冯庸，要他替代张学良主持东北政局，做日本人的傀儡。冯庸严辞拒绝：
“死耳，誓不为卖国贼”
见劝降不成，日本人又将他劫持到日本东京。后来，在一名日本朋友的帮助下，冯庸脱离了虎口，化名汤竟，经香港辗转回到了北平。冯庸大学在北平复校后，立即组织学生成立抗日义勇军，积极加入了抗击日本侵略的作战当中。“九一八”事变，使冯庸在东北的产业全部被日伪接收，冯庸大学的办学经费日益入不敷出。特别是冯庸大学的学生大部分是东北流亡青年，随着东北沦陷和战乱，学生们与家人隔绝，交不起学费和生活费用，再加上参加淞沪、热河两次抗战，冯庸所剩不多的家产消耗殆尽，冯庸大学举步维艰。一些教师和管理人员因为薪酬等原因陆续离校，一些心忧国难的学生也投笔从戎或返回东北抗日。
1933年9月，经历了6年办学生涯的冯庸以 “国难方殷，前途绝望。”为由告别同学， 带着张学良送给他的一万元生活费，携夫人到杭州过起了隐居生活。
（ 抗战时期的冯庸、龙文彬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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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相聚，还是兄弟
如果说儿时兄弟缘分是因为父辈的原因，那两人一生的友谊，则是志趣相投、思想相近的结果。1935年4月，冯庸赋闲一段时间后，重新回到了军界，张学良想让冯庸到东北军105师担任少将旅长，但冯庸再次婉言谢绝了。大概由于长辈间的恩怨，冯庸在父亲与张作霖权力斗争失势的背景下长大成人，内心也不愿意屈就于张学良之下。然而两人之间的私人友谊，却终生如一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一直处于幽禁之中。两人再想见面，已成难事。于是从1950年起，冯庸每年都代张学良执晚辈之礼，为张作霖五夫人寿氏，举办寿筵，庆祝生日。后来寿夫人病逝时，冯庸还出面负责主持丧务。
到了晚年，两人每到对方生日来临之际，都互寄贺卡，常以“汉卿弟”、“汉卿六哥” 相称呼。1981年，冯庸病危住院时，张学良曾两次到病房探视。此时，两人都已年过八旬，张学良紧紧握着冯庸的手，
眼中含泪，说：“五弟，我们活着的时候不能常聚一起，假如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咱们再也不分开，如何？”冯庸的声音已经很微弱：“到了那边……你还是我的大哥……咱们还是好兄弟。”张学良抱住冯庸的头，痛哭失声：“我的好兄弟，等着我，咱们天堂见。”
一个月后，81岁的冯庸走完了他曲折传奇的一生。
九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或许已淡忘创建这所大学的有为青年，惟有该校的一对石狮子，还存留在新华广场附近沈阳燃气公司门前。那对威武的石狮子下面镌刻着工整的隶书：
冯庸大学校成立纪念
见证着曾经满怀壮志的冯庸与昙花一现的冯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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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耳，誓不为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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